1月1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书在全国发行。这本书汇集了邓小平从１９８２年党的十二大到１９８４年１１月间的重要谈话和讲话，共计２２篇。

1月25日-31日，国务院召开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座谈会。会议建议将这三个“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２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座谈会纪要并发出通知，指出：这三个经济开放区应逐步形成贸―工―农型的生产结构，建立以外向型为主的经济。这一决策使我国的对外开放形成了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再到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多层次、逐步推进的新格局。

2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大量吸收优秀知识分子入党的报告》。《报告》要求各级党委高度重视党员队伍文化科学水平偏低的状况，把决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优秀知识分子大量吸收到党内来；这是落实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组织措施，也是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党的建设，实现党的总任务的重要保证；这项工作的重点应放在优秀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身上。

3月4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从政治角度和经济角度对当前国际形势作了分析。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

3月13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是新的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和决定性的因素，全党必须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同时规定了当前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

4月10日，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发出第十二号通知，指出：第二期整党工作的基本任务仍然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这期整党应突出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切实增强党员的党性，纠正新的不正之风，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5月15日-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研究了实行教育体制改革的步骤和措施。５月２７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要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保证教育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6月29日，国务院批复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报审厦门经济特区实施方案的报告》，批准把厦门经济特区的范围扩大到厦门全岛和鼓浪屿全岛，并在该特区逐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

7月1日-5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１９９０年提请人大审议并颁布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同时决定在香港成立一个民间性的、有广泛性的基本法咨询委员会。

9月15日，《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批准国家科委制定的《关于抓一批“短、平、快”科技项目，促进地方经济振兴》的“星火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国家科委将帮助各地抓一批对中小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有示范和推广意义的，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不显眼”的适用科技项目，以提高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和农村建设的科学技术水平，为地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植入新的胚胎。

9月16日，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决定９月１８日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决定提请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审议；讨论并确定了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的原则。全会收到了64位老同志请求不再担任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37位老同志请求不再担任中顾委委员；30位老同志请求不再担任中纪委委员的信，同意他们的请求，并给予高度评价，决定向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报告。

9月24日，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增选田纪云、乔石、李鹏、吴学谦、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会还批准了中顾委第五次会议增选的中顾委常委和副主任人选，以及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增选的中纪委常委和第二书记、常务书记、书记人选。

10月23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强调：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对于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消极现象，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