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月２９日，周恩来在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

２月１１日－２８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１９６３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中小学工作条例等问题。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湖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河北保定地区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四清”）的经验，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督促各地注意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

３月５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随后，全国开展学习雷锋的活动，使解放后形成的良好社会风尚，在克服困难和挫折的过程中，得到了继续发扬。

３月２７日，中共中央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指出，这个条例鲜明地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总结了几十年来军队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阐明了军队政治工作的重大原则，继承和发扬了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法规和行动准则。

５月２日－１２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这次会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２０日，中共中央把它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予以发布。《前十条》对我国形势作了“左”的估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进攻。会后，各地重新训练干部，进行试点，为大规模地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了准备。

７月５日－２０日，中共代表团和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在会谈期间，14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就中苏两党关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全面攻击中国共产党。为了回答苏共的攻击，从１９６３年９月至１９６４年７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名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中苏两党关系急剧恶化。

９月６日－２７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农村工作、１９６４年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并着重讨论了工业发展的方针问题。会议确定，从本年起，再用三年时间，继续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２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１９６６年－１９７０年）之间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主要是工业的各个部门，要认真做好提高质量，增加品种，填平补齐，成龙配套的工作；并要搞好设备更新和专业化协作。这个决定对经济调整工作有重要意义。在这一方针指引下，会议提出１９６４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会议制定《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后十条》一方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另一方面又指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的重要性，规定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以及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等基本正确的政策。此后，各地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分县、社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１２月１４日－１９６４年２月２９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访问阿联（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当时包括埃及和叙利亚，这次访问了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尔巴尼亚、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缅甸、巴基斯坦、锡兰（今斯里兰卡）等14个国家，增进了中国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加强了中国人民同亚非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在访问索马里期间，周恩来总理宣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经济援助一贯根据平等互利、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和独立、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等八项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