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以加强对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领导。3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批复》，同意以李井泉为主任，程子华、阎秀峰为副主任。

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指示说，鉴于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侵略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威胁我国的安全，在目前形势下，应加强备战。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要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尽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

4月13日，中共中央同意新技术进口小组《关于引进新技术工作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报告》认为，1965年应当充分利用当前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适应国内经济形势和建设的需要，更积极地展开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新技术的工作。重点是冶金、矿山、汽车、机床、仪器仪表和电子工业的设备和技术，以及为建设三线所需的工程机械。在引进新技术的三种方式中（进口成套设备、进口单项设备、购买技术资料），应以更大的力量进行和探索后两种方式。

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国工业交通系统建立政治工作机关的决定》。《决定》规定：所有工业交通部门，都要学习解放军，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各级党委必须把工业交通系统的政治机关建立起来，并逐步地建立起一套工作制度；中央，中央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以及其他大、中城市的党委都设置工业交通工作部；工业交通企业、事业单位，根据规模大小和任务繁简，分别设置政治部、政治处或者政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决定》并指出：“这个决定的基本原则，也适用于农业、商业和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

9月18日-10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主要讨论196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长远规划问题。中央批准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的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强调指出：“省、地、县、社四级党委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在继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时，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会议同意了“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思想。会议还讨论了财贸问题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出：要“藏粮于民”，稳定征购，三年一定。并决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拿出两百亿元来调整物价，降低农业生产资料和部分生活资料的价格，使广大城乡人民首先是农民获得好处。为了加强党在基层的领导，会议决定在经过“四清”的地方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争取农村人民公社每一个生产队都有党的小组或党员。

12月，《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对翦伯赞的历史观点进行了错误的批判。1961年以来，翦伯赞先后发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文章，针对当时史学研究中的一些片面性观点，提出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的正确意见。戚本禹在他的上述文章中，攻击翦伯赞的正确观点是“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观点。1966年3月，《红旗》杂志又发表戚本禹等三人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进一步给翦伯赞扣上“资产阶级史学代表人物”的帽子，说他的上述两篇文章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此后在其他一些报刊上也对翦伯赞进行了指名的政治批判。“文化大革命”期间，翦伯赞被迫害致死。

12月8日-15日，由毛泽东主持在上海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等人任意罗织罪名，诬陷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对罗瑞卿进行突然袭击，以进一步窃取军队的领导大权。会后，罗瑞卿被调离了军事方面的领导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