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月９日、２９日　毛泽东先后会见两个外国党的领导人。在谈话中，他批评中央联络部有人主张“三和一少”，中央统战部有人不讲阶级斗争，中央农村工作部有人主张“三自一包”（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他又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搞修正主义的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4月10日，毛泽东在会见一个外国党的代表团时说：中国如搞修正主义，你们就不好混。如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搞资本主义路线，你们怎么办？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反映出他认为中国已经出了或正在出修正主义的完全不切实际的严重估计。

２月１０日　《人民日报》发表《大寨之路》的报道，同时发表《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介绍当时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在贫瘠的山梁上，艰苦奋斗，发展生产的事迹。此后，全国农村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展学大寨运动，对促进农田基本建设、发展农业生产起过积极作用。但到后来，学大寨成为推行“左”倾政策的政治运动。

５月１５日－６月１７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农业规划和农村工作、第三个五年计划（１９６６－１９７０年）、政治工作问题。此外，还讨论了反修防修、培养接班人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等问题。会前，毛泽东在听取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指出：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会议期间，毛泽东又从存在着新的世界战争的严重危险的估计出发指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他提出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首先把攀枝花钢铁基地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通、煤、电建设起来。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在这种对现状不切实际的估计下，毛泽东提出，农村、城市的“四清”、“五反”搞四五年，不要急急忙忙，城市“五反”要增加划阶级的内容。刘少奇说，四不清不仅下面有根子，上面也有根子，而危险性在于上层。这就使“左”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７月１７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名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接着，《红旗》杂志发表《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一文，任意上纲，说杨献珍是在国内外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有意识地适应国际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宣传矛盾调和论。

９月１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简称“桃园经验”）。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工作队的做法是：先搞“扎根串连”，然后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对待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是“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他们强调“四不清”干部在上边都有根子，必然要用各种方法抵抗运动，不解决上边问题，“四清”就搞不彻底；提出“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清工、清账、清财、清库，现在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中央批示认为，县以下的许多干部以至工作队的许多成员“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有无穷的顾虑”，“片面强调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四不清’严重的干部和他们上面的保护人要用各种办法抵抗‘四清’运动”，这些都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桃园大队在解决这些问题上的经验具有普遍意义。这对于运动中“左”的错误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１０月１６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国国防和科学技术方面的这一辉煌成就，有力地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同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声明》指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１１月５日－１３日，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纪念活动。在10月间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中国共产党主动和勃列日涅夫等进行接触，但他们仍坚持大国沙文主义的立场，声称他们的对华政策同赫鲁晓夫完全一样，因而这次接触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１２月１５日－２８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会上，毛泽东批评关于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等提法，提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另外，他还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按：指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李富春和国家计划委员会）。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发布这次会议讨论的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二十三条》虽然对１９６４年下半年以来“四清”运动（按《二十三条》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并把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中某些“左”的偏向作了纠正，但又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更“左”的观点。《二十三条》下达后，全国城乡“四清”运动继续进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到１９６６年春，在农村，全国大约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县、社先后开展了“四清”运动。

１２月２０日－１９６５年１月４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概述了我国农业、工业、财政贸易、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宣布在这一时期，我国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并大力支援了许多国家和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报告还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而未能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