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江青在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的会议上提出：“去年冬天以来，全国有一股右倾翻案风。”此后，在全国范围内反击“右倾翻案风”，使各地群众组织派性复发，一些省、市的“大联合”被瓦解，内战再起。各地造反派还以《红旗》杂志提出的“对派性要作阶级分析”、要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为依据，重拉队伍，再立山头，大搞武斗。许多地区的派性斗争发展到有预谋地制造一连串大规模破坏活动。

4月16日，毛泽东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毛泽东在声明中指出：“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

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提出六条措施，严禁破坏交通、抢劫军用列车、冲击解放军机关、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等。２４日，中央再次颁发布告，作出六条规定，制止部分地区的武斗事件。

9月5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全国２９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经历了二十个月的“夺权斗争”，给各方面工作带来严重损失。

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文章说：“全国山河一片红”，“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这反映了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

10月13日-3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的，达总数的70%。第八届中央委员97人中，除十一中全会以来去世10人外，能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40人。开会时，从候补中央委员中补了10人为中央委员，才刚过半数。八届中央候补委员能出席会议的只有9人。而被扩大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人员达74人，占会议成员总数133人的57%还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就“文化大革命”问题讲了话。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全会一开始，就分组围攻所谓“二月逆流”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谭震林被取消参加会议的权利）。还批判了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批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主持下，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与会的陈少敏不畏高压，对这个决定拒不表示同意。林彪、江青一伙鼓噪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由于毛泽东的反对，未能得逞。全会还通过了准备召开九大的几个文件。

10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号召批判所谓刘少奇推行的“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这场“革命大批判”的许多文章是林彪、江青等人组织、授意写成的。他们采用断章取义，捏造事实的办法，以“左”倾错误思想批判正确的思想，在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达一千六百多万，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超过一百亿元。

12月29日，南京长江大桥提前全面建成通车。大桥铁路桥全长6700多米，公路桥全长4500多米。这是当时我国自行设计和施工建造的最大的一座桥梁。很多党和非党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不顾“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仍然坚定地从事国家建设。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代表了他们的突出成就。